5. 关于认知的基本讨论¶
在本章，我们将介绍一些本书中关于认知的基本概念。 想获得关于认知的知识，我们就必须用认知来研究认知本身。 虽然如果不做细致地分析，我们容易“逻辑地”以为，一个东西对其本身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将是一个循环论证。 这段论证从形式来说，本没有问题，但是人们往往错误的诠释它：这里的“一个东西”的“本身”指的是“完全相同的这个东西”，所以也包括时间。 所以说，人只是不能对当下的自己进行研究，但却完全可能对过去的自己进行研究。
5.1. 意识的自我认知¶
人可以用两种方式认识自己：从外部和从内部。 从外部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相互作用认识自己：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镜子观察自己，可以观察自己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的后果。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了解我们自己。 通过解剖学，我们可以了解关于人体内部的肌肉、骨骼、脏器等方面的知识。 通过统计学，我们可以对人群的行为进行研究。 运用现代观测手段，我们了解了细胞和DNA这样的微观结构。 生物成像、计算机处理等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使得我们可以对人体进行动态的研究，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观测：比如生物电是如何传导的， 比如细胞是如何在内环境中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代谢的，比如大脑在思考时，脑细胞之间究竟进行了什么样的相互作用。 从外部研究大脑和意识，是科学的工作。
人同样可以从内部来认识自己，这通常被称为意识的自我反思。 但是对于“当下的自己”，别说研究，就是完全控制都有困难：人有时可能会做出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行为。 人的记忆，给“人仅用意识去研究过去的自己”提供了可能。 在记忆中，我们存储了一系列的“事件”，比如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 而且会去分析，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做得对不对，好不好。 人甚至还会自己进行“训练”：以后我遇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。
我们把意识对其自身过去的行为所进行的思考，叫做反思。 人的意识，起码在意识其自身的反思来看，是有自由性的。 我们感觉到，我们有很多自由的选择，至于究竟如何选择，则是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。 然而，这并说明不了人一定可以自由选择：有可能我们感受到的“自由选择”过程本身，就本身是由确定性规律支配的。 这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时，感觉电影里的人可以自由选择，而实际上，在我们看这电影之前，电影里所有的细节都是固定好了的：即使一个人做一个决定摇摆不定，那个“摇摆不定”过程的本身，在电影里也是早就规定好了的。 至于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，我并不知道，所以对其所有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。
因为意识连自己都不知道它当下要干什么（如果体现在行为上，是“下一刻”的行为），而且人们一般也不能记住过去意识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，所以我们用对意识进行反思的方法， 并不能得到任何关于意识完全确定的知识：这里的“完全确定性”，指的是像在牛顿物理学里那样，我们可以知道意识在任一时刻到底做什么。
虽然如此，对意识进行反思，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知识：大脑必然在之前某一时刻做了某种工作，否则当下的意识或者行为就是不可能的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这里说的是“大脑”而非意识：因为这工作并不一定是意识做的。 我们的大脑所做的事，比我们的意识所做的事，要多得多：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，见“意识及其下属部门简介”。
5.2. 认知的常用评判标准¶
一个哲学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评判标准。 在以往的哲学里，最高的标准可以是逻辑、经验、体验，凡此种种。 一个哲学体系选择了哪个标准，往往是由这个体系建立者的个人好恶决定的，虽然那个建立者并不一定明确地清楚这一点。
在理性主义者那里，逻辑是最高的标准。但如果说逻辑是最高标准，那逻辑本身从哪里来呢？逻辑的合法性本身又是什么呢？
在经验主义里，经验是最高的标准。但如果说经验是最高标准，那为什么经验主义哲学家会使用逻辑为经验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呢？如果只有经验，没有逻辑，那是产生不了哲学的。
5.2.1. 认知与逻辑¶
虽然哲学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逻辑，但是他们也可以对逻辑自身进行批判（详见“否定倾向公理”）。 逻辑本身需要凡事都有原因，这就造成了无穷的回溯。 所以使用逻辑的方法就无法解释类似世界本原这样的问题。 如果我们非要用逻辑来解决这种问题，我们就只能对这种无穷回溯进行人为改造，比如引入第一因、引入上帝。 但在这条路中，这个越来越严密的体系，却变得越来越人为化，越来越不自然。 它甚至可能故步自封，不惜排斥体系不能解释的真实事物，去维护这个体系，比如一些保守的宗教哲学。
人们可能说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不然只能无穷的回溯，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 而且，我们就把“无穷回溯”本身当成一种本质，难道不也是可以的吗？ 这从某种意义上当然是极有道理的。 但如果我们去问，逻辑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就有可能跳出这个牢笼。 如果有比逻辑更高的准则，那我们是否就有可能不需要进行无穷的回溯了呢？ 而且，逻辑操作的对象是概念，那概念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如果我们把概念理解成语言里的一个词，那这个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逻辑作用的对象，是“对象”、“事件”和“概念”。 在本书中，我们将把它们都作为明确的前提（详见对像化倾向公理、事件化倾向公理和抽象化）。 更重要的是，“对象”、“事件“和“概念”都是认识的“原材料”经过大脑的加工，呈现给“意识”的，符合意识的运作方式的模型，而很难说是直接对应于我们要研究的存在本身。 逻辑，则受限于这些模型：比如一个事件，一般只涉及有限的、意识认为重要的人和物，而且一般人为地加上了“开始时间”和“终止时间”（严格的说是在“整体描述”中）。 这样，整体的世界就被分割为一个个的事件。 把什么定义为一个“对象”，把什么定义为一个事件，把哪些“对象”定义为“重要的”，把哪些“次要对象”忽略掉，这些都完全是人为的、主观的过程。 然后，人们又要建立起来这些“被人为分割而成的诸事件”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又引入了因果律。 所以，这整个的“逻辑过程”，都是人们用他们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来建模的过程，而并非直接对应于我们要研究的存在本身（需要注意的是，建模的工具和建立的模型本身也是存在）。 因此，如果我们把逻辑当成“理所当然的”，我们就无法突破这个人为建模过程本身的限制，甚至会被困在逻辑自身的缺陷里。
5.2.2. 认知与经验¶
经验世界，是所有世界里最主要的一个，因为没有经验，一切其他的认识都无法开始，一切其他的世界都无法构建。 然而，在概念产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概念本身作为基础元素来建构其他的世界。 这时，这些世界就可以脱离经验世界而存在，而且经验也不成为这些世界的最高检验标准：比如在几何学里，证明是比测量更高的标准。
因此，经验规律，只对与经验有直接关系的世界有效。 比如感官世界，就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，所以经验就无可置疑地成为了这个世界中的最高标准。 比如物理世界，它从本质上来说是要建构一个与经验世界相一致的模型世界：这个目的决定了经验（包括实验）是自然科学的最高标准。 但是测量，这个沟通物理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根本行为，在测量可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时完全精确的概率为0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只能期望物理世界去逼近感官世界。
关于经验世界的进一步讨论，详见第八章。
5.2.3. 科学中的公理化方法¶
在科学领域，我们常用的公理化方法有两类：
5.2.3.1. 第一类：数学公理和逻辑公理¶
这一类公理，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：
逻辑学中的例子：同一律、矛盾律和排中律。人们之所以承认这些规律，是因为大家觉得遵循这些规律是好的， 是符合逻辑的美感的（具体见“逻辑倾向公理”），也是难以否定的。 然而，普遍认同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——以直觉主义数学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不接受排中律，因为他们找到了“否定排中律的可能性”。 比如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《论指称》里就举了一个例子：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”，而事实上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已经没有国王，所以罗素认为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命题都是无意义的。 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讨论，请见我们在否定倾向公理这一章中的讨论
数学中的例子：平行公理。在欧氏空间中，过直线外任何一点，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之平行。 我们承认这个公理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直觉上的实验，去尝试找到另一条这样的直线，但却屡次失败了。 而一旦我们构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结构，比如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，允许我们找到了其他可能性，那么在这个空间结构中，这条公理就不成立了。 我们在学习几何学时，人人都在进行着这样的直觉构造（具体构造过程见后文），因为我们在构造出了相同的结果，所以我们才会对几何学知识达成了共识。
在希尔伯特那里，公理化跳出了直觉的限制，它只要求这个公理系统是自洽的。
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在不同假设下的不同系统，而在应用时只需去找那个符合条件的系统，这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在希尔伯特之后的发展。 当然，希尔伯特的这种公理化思路得到了弗雷格的反对：后者认为他混淆了公理和定义。
5.2.3.2. 第二类：科学定律¶
经典的科学定律虽然不被称作公理，但却如同公理一般被使用，因为它们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有改动过了。 只是它们的来源与第一类公理不同：它们不来自于直观和概念，而来自于经验。 人们相信它们的正确性，因为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里，我们都观测到了和它们的推论相符合的结论。 关于科学定律，我们将在后文详细探讨。
5.3. 对已有标准的突破：把标准本身假设化¶
哲学，如果要突破这些“认知建模”和自然语言，就必须：
1、在使用这些建模工具的时候把它们当作“明确假设”：包括“对象”、“事件”、“逻辑”、“判断”等。
首先，这些工具极为重要：我们不能，也没有必要拒绝使用这些工具，即使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。 虽然我们确实可以称它们为工具，但它们并非是类似“斧子”这类人造的、可被更先进的工具所替代的工具， 而是类似我们的手和脚这类虽然并非并无可比拟，但却是我们固有的、无可替代的“工具”。
其次，我们没有必要被这些“建模工具”所限制，就像我们可以突破我们手和脚的限制，发明出比猎豹跑得还快的汽车。
2、试图寻找比这些“明确假设”更本质的东西。
我们要问：对象是什么？事件是什么？概念是什么？它们是如何在大脑里形成的？
我们要问：逻辑的本质是什么？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？
我们要问：这些思维工具本身的限制是什么， 不同的思维工具之间有无矛盾？ 就像很多悖论所表达的那样，人类很多思维工具是互相矛盾的。 所以，我们必须对这些思维工具本身进行研究。
我们的最终目标是：清楚每种思维方式的统治领域，充分利用思维方式去解决它们擅长的问题，并避免把它们误用到它们不适用的地方。
3、试图采用公理化的方法，明确在一段论证里，我们到底运用了哪些工具，甚至应该运用哪些工具。
我们虽然有很多思维工具，但不必每次都用上全部工具，因为这反而会让思维变得不清楚甚至自相矛盾。
我们可以借用“希尔伯特”式的公理系统，明确规定在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下，我们使用哪些公理，并且哪些公理是最重要的。 比如，在童话的世界里，对象化和事件化是最重要的，而逻辑性虽然是有益的，但却是可选的、相对次要的。
现在我用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例子。 虽然这个命题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，但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：“我”是什么？“思”是什么？“在”是什么？“故”所表达的因果关系是什么？ 更进一个层次，“我思”这个事件，和“我在”这个判断，为什么会有“故”所表达的因果关系？ 但如果我们去反思这个逻辑判断本身，把它本身看作一个“事实”进行研究，我们就可以断言，所有上文引号中的概念都一定被产生了，因为它们已经被应用了。 所以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，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如何产生的呢？ 所以，所有这些概念本身的产生方式，都要比“我思故我在”这个命题更为根本。
如果在所有命题中，都进行如上的工作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，概念的“发生顺序”比它们在一门具体学科中的“逻辑顺序”在哲学上更为本质：这就是我们讨论过的认识发生顺序原则。